二、让我向你说声抱歉，爱人同志（BE版） (第7/22页)

几个孩子遇见面相较善的洋人，便上前去缠人家一路，湾仔大大小小的什么会议道谢斐道都给他们跑遍了，跑得脚底全是水泡。王彦石口齿不及别个小孩伶俐，卖出的口香糖最少，他儿时最大的奢望便是哪次能多卖出几盒，周末回家时能同弟弟meimei们坐一次黄包车。“我从小就捱惯苦啦，这算不了什么，天冷了，你记得多穿衣。”五七年反右，王彦石被下放劳改的前一夜这样对他说。

    “反右到后来竟要按比例划分右派，他们医院留过洋、念过教会大学、当过旧职员的大夫差不多都扣了帽子，尤其是那些整风的时候提过意见的。他那时和几个同事反映了一些学术上主观主义的问题……他给人做了一辈子心脏手术，可对人心如何莫测一点研究没有，医院党支书在会上让他们几个教授一定要提提意见，他把人家的话当了真。”

    “那你呢，你有没有……”关珵直急切地抬头追问，可转瞬又低下了头去——五七年那一天自己在哪，是在大都会歌剧院观剧，幕间休息时和朋友们批评蝴蝶夫人太东方主义么。

    “我比彦石好些，好歹不用劳改劳教。我们那个出版社社长是个好人，她对单位里错划成右派的同事很照顾，千方百计找证据来证明大家也没有非常右，说我和我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划清得早、为抗战作过贡献，因此最后也只是降了工资，降了职。不过有右派嫌疑不能再干翻译了，我主编的几本杂志也给撤掉，出版社把我调去美术编辑室，让我负责画册排版。”

    “唉，不幸中的万幸！”关珵直舒了一口气。

    “不幸中的万幸、不幸中的万幸……那日子，哪有什么幸可言呢？我能和他见上一面便已是莫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