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决心解开关于克莱尔的谜题 (第3/9页)

万幸是克莱尔·阿克曼生活的时代靠不住的电子产品尚不那么流行，这让极少数材料得以自毁灭数据的大海啸中幸免于难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常说‘不要将一切寄托于信息流’。我差不多搜集了所有我能找到的那段时期伦达克集中营的亲历者们及相关报道中留下的文字与影像作品天知道我有多感谢奥德丽·肖特在她那本《伦达克集中营：最终的发声》中对于这些作品的详细记录！。它们确实开始把我引向正确方向。

    在莱恩·米勒的传记《谁让我们充满勇气》中，曾经提及阿克曼小姐为他们提供了一枚关键性的、能够证明德国军队暴行的毒气罐标签；有十七篇报道均提及阿克曼曾经为一名德国军官处理日常事务，将它们与米勒的传记片段相结合，可以证明阿克曼正是通过为那名军官工作得到了标签当然，显然是种秘密的获得。同时，现存资料中，有四篇发表于20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作品盛赞克莱尔·阿克曼是“战争英雄”，因为她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一点在日后便少为人们提及了。这不得不说是让人好奇的一点，可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对阿克曼1943－1944年间经历的关注是在21世纪后期开始加深的，而之前人们的目光则多数落在她的艺术成就上，因此已经错失了能够接触大量直接资料的机会。当人们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那缺失的一年对她的艺术生命产生了巨大影响时，亲历者们早已与世长辞。

    我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告诉你，伊斯特，和直接将目光落在阿克曼情感生活的研究者们不同，我的研究正是从“战争英雄”开始切入的。